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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Lv 5
Roy 發問時間: 藝術與人文歷史 · 2 0 年前

關於皇民化運動

日制時期的  皇民化運動有哪些內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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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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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化運動在台灣始於1936年底,終於日本戰敗投降,歷時八年。此運動是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的一環,配合戰爭的需要,將臺灣人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成為「天皇陛下赤子」,可視為將文官總督時代的同化政策再加以強化。總督府廢止報紙的漢文欄,推行使用日語,禁止使用方言,撤廢寺廟偶像,強制神社參拜,禁止台灣風俗習慣儀式等等,這些政策破壞了臺灣的傳統文化,企圖對臺灣人進行精神改造。其主要項目有:國語運動     改姓名     宗教社會風俗改革     志願兵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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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 6
    2 0 年前

    王曉波:中國是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 ——台灣人民主體性的統一論 自1949年來,兩岸“一個中國”原則的維持實基於各自的國家統一理論,而建構各自的法制系統。台灣方面是從“剿匪戡亂”的反攻大陸,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陸方面則是從社會主義的“解放台灣”到“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 一、“一中法制”岌岌可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問題不大,或有問題也在中共內部解決了。但台灣方面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早在李登輝時代已經搖搖欲墜,到陳水扁執政已經不再提及,連政府機關的門號標語都被取消了。剩下只有“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的領土條款在維持著兩岸的“一中法制”,但在“制憲”、“公投”的衝突下,也岌岌可危了。沒有理論支持的法制,除徒具形式外,也會終於維持不住的。 台灣的“一中法制”是否政黨替“台獨”執政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功能,我們可以從二個層次來評估:一是國際政治,主要是中美關係,中美外交是建立在“三個公報”的基礎上,“三個公報”的核心是“一個中國”原則,是“一中原則”的構造是“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旦台灣“一中法制”也遭取消,《上海公報》的“一中原則”即遭解構,中美“三個公報”基礎不復存在,現有中美邦交的基礎斷絕,現有的國際政治秩序瓦解,這是全球性的政治大地震,有誰承擔得了? 為了維護國際政治秩序的穩定和臺海和平,美國學者會曾有人提出過“防爆桶理論”一即不讓“台獨”的爆炸力超出防爆桶外,由美國、日本、歐洲率先宣佈不承認“台獨”而堅持“一中政策”,“台獨”只能在島內自己承認自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美國的“一中政策”就不再基礎於“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只能基礎於海峽西邊岸的中國人的認定了。美國的對華立場就只能傾向大陸,台灣更加邊緣化。 二是島內政治。今年“三二○”的選舉和“公投”,“台獨”政府初試啼聲的“公投”,領票人數不及五○%而作廢,“總統”選舉,雖仍在爭論中,但反對阿扁“台獨者”至少也有五○%,遠不及“修憲”所需七五%以上之民意。連李登輝都說,台灣要有七五%以上認同“台灣(獨)意識”,才能“制憲正名”。所以,取消“一中法制”,台灣根本沒有充分足夠的民意基礎。 為了穩定國際政治秩序和臺海和平及島內政治的穩定,“一中法制”的維持,是有其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必要性的。但是“一中法制”的維持不能依靠“美國壓力”,“美國壓力”的操作不但嚴重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主權獨立,也嚴重的踐踏了台灣人民的主體性。所以,台灣“一中法制”的維持必須依賴台灣主體性的統一理論說明。尤其是非“台獨”的在野黨必須要有台灣體性的統一理論與執政黨抗議以爭取選民的支持,否則只能論為執政黨的尾巴政黨而終於消減。台灣主體統一理論的提出,也提供了台灣人民一個非“台獨”的政治選項,否則台灣人民只能必然的被推向“台獨”,被推向新的兩岸“統獨內戰”。 因此,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統一理論,以阻擋“台獨”在島內的泛藍和維持“一中法制”,不但是未來中國和平統一之必要條件,也是維護臺海和平之所必要。 二、戰後“台獨”運動的檢討 要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統一論,必先檢討戰後“台獨”運動的起源與發展。戰後“台獨”運動的起源有兩條線索,一是美國霸權主義,一是日本殖民主義。 太平洋戰爆發後,一九四二年二月,美國成立遠東戰略小組,就開始研究戰後台灣地位處理的問題,當時遠東戰略小組就有備忘錄主張,戰後美國託管台灣,並尋求台灣人政治領袖,實行居民自決,伺機成立“台灣獨立國”。其戰略思想則來自十九世紀,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培裏,培裏主張美軍佔領台灣的戰略理由有二個:一、能佔領台灣即能控制東南亞海軍的樞紐;二、能佔領台灣即能控制中國沿海的港口,而控制中國。後美國轉變為“以臺制華”的戰略而支持日本佔領台灣。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但戰後,冷戰體制形成,美國遂利用國共內戰。形成“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的遠東戰略,而有《舊金山和約》之“台灣地位未定論”。一九七二年,為“以共制蘇”,而有《上海公報》後和“一個中國,但非現在”。蔣氏政權結束和蘇聯瓦解後,遂形成“以獨制共”之對華政策。 戰後“台獨”的另一起源則為,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宮中牾郎、牧義夫集結台灣御用紳士,陰謀背叛天皇投降詔,實行“台灣獨立”,抗拒台灣光復。後有辜顯榮之子辜寬敏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獨立聯盟”自任委員長。另有美國支持的廖文毅,“二二八”之後,在東京自命台灣大統領,後廖文毅投降國民黨返臺,辜寬敏則與日本軍國主義餘孽勾結。 所以,除了李登輝以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為“台灣精神”外,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台灣教授協會”發表《兩國兩制,和平共存》,其中所提出之“台獨理由”為: “日本政府有效統治台灣達半個世紀之久,對台灣的影響至為深遠,它提供了台灣歷史上的第一個全島性的、有效率的行政系統,對古老的迷信代之以比較現代的教育,切斷與中國大部分的紐帶,生活水準達高於擾亂的中國,這些因素皆有助於形成台灣人的‘國家單位真實感’。此外,舉凡鼓吹國家神道、推行國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志願從軍運動,莫不影響了台灣文化。”總之,日本政府企圖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卻成功地使台灣人變得“不像中國人”。 可見,戰後“台獨”運動是不具有台灣人民主體性的,而其本質只是美國霸權主義戰略的工具和日本軍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 台灣主體性的統一理論,當有三個組成的部分。 一是台灣主體的國際觀。 台灣位處中國海疆,自世界航海時代來臨之後,必然的成為中國面對外來勢力的角逐之地。首先,台灣是中國海盜的盤踞之地,一六二一年,顏思齊,鄭芝龍佔臺,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出澎湖到台灣,西班牙人佔據台灣北部(一六二六年—一六四二年)各方勢力時戰時和;一六四六年,鄭芝龍降清北上,台灣遂全部落入荷蘭人之手,共十六年至一六六二年,鄭芝龍之子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是為第一次中國勢力驅逐外國勢力。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年,馬關割臺,是為外國勢力驅逐中國勢力。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是為中國勢力驅逐外國勢力;一九五○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兩岸分裂至今。 兩岸的分合其實是決定於中外勢力的消長,五○年代,美國未能實現“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至一九七一年六月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前,美國中央情報局會有一個“台灣政權台灣化”的秘密報告,據後來《明報月刊》透露為: “該份報告提出的基本政策是:首先推出一個“得到美國充分支持的、逐漸、循序漸進的台灣化計劃”,通過‘台灣政權台灣化’的途徑,建立一個‘由台灣人控制的代議制’政府,而台灣政權‘一旦掌握在台灣人的手裏’,美國就可以運用它‘設法就台灣的最終法律地位問題與中國對話’,或者是‘台灣人接受在中國範圍內某種形式的自治地位’,或者是“造成一種政治局勢,使中國人同意一個友好的台灣獨立”。 這也就是說,關於台灣前途問題,美國不到絕望的關頭絕不放棄“台獨”,一旦“台獨”也必是“使中國人同意一個友好的台灣獨立”那就是“和平台獨”。美國也知道“和平台獨”並非中國人的自願,故言“造成一種政治局勢,迫使中國人接受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就也是考驗中國人對統一台灣的決心和意志力了。但美國也不會為“台獨”而戰,實在不能屈服中國人的決心和意志力,也可以“台灣人接受在中國範圍內某種形式的自治地位”。“一國兩制”不正是“在中國範圍內某種形式的自治地位”嗎? 五○年代,中共建國開始,百廢待舉,沒有接受“台灣獨立”和“兩個中國”,七○年代,大陸“文革”浩劫,不但沒有接受“台灣獨立”和“兩個中國”,反而迫使美國接受“一中原則”;今天,經過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的提升已今非昔比,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會有估計,至二○二○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五○年代、七○年代,不能被美國屈服的中共,曾在二十一世紀,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之際,而屈服於美國嗎?這種可能性已超出了我們理性的判斷範圍。 對未來,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想像空間,章家敦有“中國崩潰論”,李登輝有“八塊論”。八○年代,美國歷史學家保證,甘迪出版巨著《強權的興衰》,預言蘇聯和美國由於全球擴張主義,國力承受不了軍費,將相繼衰亡,中國不搞擴張主義,而沒有衰亡的問題。蘇聯己經衰亡,下一個會不會是美國呢,我們還不得而知,我們所知者,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都焦頭爛額,朝核問題還得靠中國斡旋。 美國都需要一個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台灣能不要嗎?至少,台灣應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保持等距離的平衡,尤其是在中共宣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後,竟還去充當美國遠東戰略的馬前卒一走的是前頭,挨的是拳頭,吃的是苦頭。還要不斷地接受美國軍售的勒索、敲砸。 “和平台獨”,北京不可能接受;為“台獨”而戰,美國又不願意;剩下只有一途——“台灣人接受中國範圍內某種形式的自治地位”。 等待美國衰亡固然不切實際,等待中國瓦解也不切實際;李登輝、辜寬敏等期待“皇民化殖民地主義復辟”不切實際;陳水扁、邱義仁抱美國人腿,其實也不切實際。“台獨”已走投無路,但台灣不能再是亞細亞的孤兒了。 二是台灣主體的歷史觀。 除了還佔台灣人口2%的原住民外,台灣人多來自閩、粵,或漢族,或中華民族,語言、宗教、文字、風俗,尤其是祖先崇拜,並未改變,此乃不爭之事實。唯有“台灣教授協會”有異於事實的詮釋與認識。 首先,“臺教會”認為,日據下,經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人就“切斷與中國大部分的紐帶”。但是,“臺教會”的說法,卻被日據時代的殖民統治者所否定,《台灣警察沿革志》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總序中稱: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關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本來漢民族經常都再誇耀他們有五千年傳統的民族文化,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說是牢不可破的。台灣人固然是屬於這漢民族的系統,改隸雖然已經過了四十餘年,但是現在還保持著以往的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輕易擺脫,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往來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之為父祖墳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中國為祖國的感情,不易擺脫,這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領導台灣人民在日據下抗爭的林獻堂亦於一九四六年,率“台灣光復致敬團”,到南京見蔣委員長,及往西安謁黃陵發表講話稱:“應知臺胞在過去五十年間,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也。” 蔡培火曾把日據下的台灣人分為三類,一曰“祖國派”,認為台灣抗日運動之成功必須依賴祖國革命成功,而往祖革命。一曰“台灣派”,當時祖國並無能力幫助台灣的解放,台灣人為自求多福,只有不斷向殖民當局抗爭。一曰“御用派”,為依附日本殖民統治的漢奸,即皇民化階級,臺人或呼之為“三腳仔”。在“三腳仔”的世界裏,或許是真的“切斷與中國大部分紐帶”但這絕對不是一般的台灣人。 所謂“臺教會”又提到“推行國語運動”、“更改姓氏運動”這是“皇民化運動”的項目。 日本佔據臺灣初始,完全是實行“民族差別待遇”並未把台灣人當作平等的日本國民,故在一九一五年,連積極想當日本人的“同化會”都被取締。直到一九三六年,小林躋造就任“總督”才提出“工業化、基地化、皇民化”三大政策,可見日本已經準備全面侵華及進軍南洋。但這段時期的“皇民化”也只能是“去中國化”罷了,例如,取消公學校的漢語課程,取消各報紙的漢文版,及取締漢文私塾。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台灣即進入戰爭體制。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皇民化”才是雷厲風行起來。 以“推行國語運動”而言,一九四二年,講日本話的“國語家庭”人口僅佔人口的三%,而一九四四年,“總督府”的統計竟然稱日語普及率達七十一%。二年內,提升七十%,難道日語是那麼容易學習的語文嗎?顯然其中有假。 至於“更改姓氏運動”“總督府”會更改過幾次辦法,越來越寬鬆,但是申請者仍然寥寥無幾,只有在“總督府”任職或日人公司任職的臺人不得不“為民表率”外,一九四三年的統計,改姓氏者不過一、六%而矣。 “臺教會”的“台獨”論述,不但沒有道德的正當性,也沒有認知的正確性。 真正的台灣殖民地史,《警察沿革志》和林獻堂的說法都指出了一點,台灣政治的主要矛盾是民族鬥爭,台灣人民的主體性也就是漢民族的主體性。因而,日據五十年間,台灣人民有一部可歌可泣、驚天地、泣鬼神,犧牲了六十五萬人,英雄的台灣人民抗日史,而構成了近代台灣人民愛國主義的傳統,至今仍在台灣不絕如縷。 由於甲午戰爭敗,馬關割臺和臺胞抗日,而有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創立興中會,開始了近代中國的革命運運動;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公車上書”開始了近代中國憲政改革運動。正是台灣割讓的歷史促成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台灣抗日史正是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又誰不宜? 此外,台灣人民在殖民統治下,深知“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故自與興中會、同盟會、三二九之役、北伐、抗戰,甚至中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台灣人無役不與,直至抗戰勝利。 在島內的台灣愛國主義傳統,正是林獻堂所言:“壯烈犧牲,前仆後繼”。 台灣人民究竟要“不像中國人”的三腳仔歷史,還是要堅持主體性的英雄的台灣人民歷史?恢復台灣人民歷史的記憶,恢復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傳統,正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中國和平統一的必要條件。 三是台灣主體的價值觀。 能建立台灣人民主體的歷史觀,才能建立台灣人民主體性的價值觀,台灣人民的主體是漢民族或中華民族,除原住民外,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因此,台灣人民是與漢民或中華民族是共榮辱的。近代中國的衰落,而致使台灣割讓,台灣人民忍受了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大陸本身也遭受了帝國主義百年的侵略和蹂躪,甚至一九四九年後國家分裂至今。 但是,自一九七二年後,國際冷戰體制逐漸瓦解,一九七九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而有了和平崛起的機會,經濟成長快速發展,也提供了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中國的統一當然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價值。 價值是具有主體性的,抗日先烈草芥英雄簡大獅在廈門的供詞即言:“故日人雖簡目我為上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為義民。”“土匪”和“義民”的價值判斷是因“日人”和“清人”而不同的。 作為美國霸權主義遠東戰略的工具,不是沒有價值,但價值的主體是美霸權主義,而不是中華民族,也不是台灣人民;同樣地,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搖旗吶喊,其價值的主體是日本軍國主義,並不是台灣人民。 為了不做中國人,寧為美國霸權主義的遠東戰略的工具,我們台灣人民自己的價值觀又在哪?何況,作美國遠東戰略的工具,還要接受勒索,被迫向美國軍購,為了不做中國人,還是歌頌那抽苔在台灣歷史背上的殖民主義鞭子為“最有良心的統治”,這不是漢奸的價值觀嗎? 價值觀不能失去主體性,也不能沒有現實的基礎,否則,即流為宗教的天國,台灣人民主體性價值的兩岸觀,當建立再台灣人民長遠而根本的利益上。 (1)兩岸和平是台灣人民安全最大的利益。兩者對峙,同胞相殘,除了是人間悲劇外,台灣是永遠沒有安全的。再多的美國武器,都不能保障美國本土安全,而受到“九一一”的攻擊,美國的武器就能保障得了台灣的安全嗎?台灣安全的保障只有基於兩岸中國人的和平才能得以保障。 (2)兩岸的貿易是台灣人民最大的經濟利益。自大陸改革開放後,已形成一個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連李登輝都說過,台灣經濟必須以大陸市場為腹地。今天的事實已經證明,台灣對美國的輸出已低於大陸,每年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已超過三百億美金,否則,台灣的對外貿易老早就要出現逆差了。 (3)兩岸的交流是台灣人民最大的文化利益。台灣的漢人文化都來自閩、粵;閩、粵又來自中原。失去了大陸的根源,台灣文化即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只能是外國文化的展覽場,而無自己文化的展覽場,而無自己文化的主體性。兩岸交流才能讓台灣文化接上中國文化的根本,而生長髮展。日據下,台灣作家鐘理和有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向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這也是開放大陸探親之後,李登輝和阿扁百般阻撓,但台灣的“大陸熱”一直無法遏阻的原因。 (4)兩岸的統一是台灣人民的最大的政治利益。自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兩岸的中國領土主權即屬於兩岸中國人民全體所有。但由於國家分裂,固然大陸人民無法實現享有台灣的領土主權,同樣地,台灣人也無法實現享有大陸領土主權。“台灣獨立”不但是剝奪了大陸人民享有的“台灣主權”,同時也剝奪了台灣人享有的“大陸主權”。唯有兩岸統一才是恢復台灣人民也享有的“大陸主權”,恢復台灣人民也是中國主人翁的政治地位。 作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民,中國沒有尊嚴,台灣人民就沒有尊嚴,而被迫做了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清國奴”。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台灣人民才得以從殖民進“清國奴”的身份解放出來,中國才得以成為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由於國共內戰,兩岸分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尊榮維持到一九七一年又被大陸取代了。這是國共內戰,兩岸分裂剝奪了我們台灣人民也應有的聯合國的尊榮,惟有中國統一,台灣人民才能恢復應享有的聯合國的尊榮。 從民族文化和血緣來說,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的血脈淵源!從近代兩岸人民榮辱與共的命運來看,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不可侮辱的尊嚴!從領土主權和國民權利而言,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台灣愛國主義的傳統中,中國是我們台灣人民捍衛的祖國! 這才是台灣人民主體性的價值觀。因此,沒有任何台灣的政府和政治勢力可以取消台灣的“一中法制”,可以來剝奪台灣人民及其子孫也擁有的中國的權利。(王曉波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13lagxyth...

    圖片參考:http://www.china.com.cn/images/ch/02/logo.gif

    中國網200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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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年前

    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始於1936年底,終於日本戰敗投降,歷時八年。此運動是日本帝國戰爭動員的一環,配合戰爭的需要,將臺灣人改造為真正的日本人,成為「天皇陛下赤子」,可視為將文官總督時代的同化政策再加以強化。總督府廢止報紙的漢文欄,推行使用日語,禁止使用方言,撤廢寺廟偶像,強制神社參拜,禁止台灣風俗習慣儀式等等,這些政策破壞了臺灣的傳統文化,企圖對臺灣人進行精神改造。

    其主要項目有:國語運動 改姓名 宗教社會風俗改革 志願兵制度

    「國語運動」

    「國語」在當時指的是日語,國語運動的目標在使所有的臺灣人都能講日語。而符合標準的家庭稱「國語家庭」,不僅是大家的模範,而且還享有實質生活上的優惠。任何家庭,只要其成員在家都講日語,就可以向各級政府所立的國語家庭調查委員會提出申請,通過審核後就成為「國語家庭」。通常會獲頒1張證書、1個獎章、和1個「國語家庭」的門標。其享有許多優惠,例如該家庭出身的兒童,可以進入程度較高的「小學校」,也可優先進入中學等學校就讀。 另外,還可獲發黑券,在物資缺乏的環境下,仍可比照日本人,換得特別物資配給。

    「改姓名」

    透過法定的手續將漢式姓名(原住民則為片假名音譯)改為日本式的姓名。例:黃→共田、陳→穎川、林→小林、呂→宮川。改姓名以戶為單位,需由戶長提出,一改全家都改。採許可制,並不強迫

    「宗教、社會風俗改革」

    穿和服、睡榻榻米、過陽曆年、參拜神社

    總督府規定不能過農曆年,必須過日本的陽曆年,而且也要過日本人的節,參加他們的祭拜儀式,要朝拜他們的神社等等。其中有一項讓臺灣人很反感的就是過陽曆年,因為日本人要求臺灣人在門口的旁邊要擺松樹,在門口的上面要紮上草繩還要粘上白色的紙,讓臺灣人感覺好像在辦喪事,非常的觸霉頭。因而有很多臺灣人還是會偷偷地過農曆年。

    「志願兵制度」

    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原先沒有服兵役的義務,再說日本人也不放心讓臺灣人當兵。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要求臺灣供應軍伕,然而軍伕並不是正規的軍人,包括通譯、軍醫、巡察補等,一般籠統稱為「台籍日本兵」。軍伕的徵用,通常是總督府依軍方的請求,派庄役場的職員偕同當地巡察到當事人家中進行勸說加入。軍伕在戰地主要負責搬運粗重物件,如兵器砲彈、築戰壕、建營地、運糧炊事、鋪橋造路等勞力工作,平時稱「人夫」(工人),在軍隊則稱「軍伕」,他們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不會使用槍械,不過除了粗重工作外,還要守備和站崗。在戰場上,雖是扮演協助日軍的角色,但在戰場上其任務與危險程度,並不亞於正式軍人。1941年臺灣總督府與臺灣軍司令發表共同聲明,宣布陸軍志願兵制度將於次年在台灣實施,當時社會上有許多慶祝、感激實施志願兵制度的活動,還掀起「血書志願」的熱潮。(這種現象還不是很容易瞭解,臺灣青年全是被迫的這說法還值得研究)。但志願兵制度只能算是募兵制,因為日方對於台籍士兵與同種和民族作戰的忠誠度有所疑慮,因此臺灣雖比朝鮮早15年被併入日本,但徵兵制的實施卻晚了四年,一直到1945年為補足兵源,才宣布開始在台灣實施徵兵制,所有役齡男子,除非體檢不合格,都必須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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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0 年前

    皇民化運動是一九三○年代後期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在殖民地所推行的一項全面性教化運動。

    內容包含1.更改姓名;2.推行國語(日語);3.風俗信仰仿照日本人,4.寺廟整理,5.參拜神社,6.正廳改善,7.普及神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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