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問時間: 新聞與活動最新活動 · 2 0 年前

”共犯結構”的清楚定義為何?

在人文科學中 常常提到所謂的共犯結構

那種定義不清楚 誰能給我個明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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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匿名使用者
    2 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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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戰先生說李登輝先生吃國民黨的果子沒有拜國民黨的樹頭,是忘恩負義,無情無義。這使我想起十九世紀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的小說 ”Oliver Twist”。這本書描寫孤兒奧立佛的故事。起初,又飢又餓的奧立佛被盜匪提供的溫飽所騙,誤入賊窟。之後,他又在賊頭的逼迫下成為盜匪共犯結構的一部份。奧立佛最後在好心人的幫助下,逃離賊窟及其共犯結構。讀完奧立佛的故事,沒有人會覺得奧立佛必須對賊頭及提供其溫飽的共犯結構感恩圖報。反而會期望奧立佛「無情無義」與警方合作,大破賊窟及其共犯結構。對照連戰的指控與奧立佛的故事,連戰要求的是,李登輝應對國民黨這個提供其榮華富貴及施展報復的團體感恩圖報,否則就是無情無義。

     

    知恩圖報本身是好的文化。但是感恩圖報要維持其正當性,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施恩的人必須完全是出於善心,不求回報的。像解救奧立佛逃出賊窟的好心人就是。不是出自善心或預期回報的「恩情」不是恩情,那只是交易。政客做散財童子在地方灑錢就是。在受施人不是很清楚狀況或不是很情願的情形下,片面向人施加恩情,有時甚至是騙術的一部份。以最近喧騰一時的立法院的貓貓鼠鼠為例。立法院的惡貓給老鼠好處,就不合乎這個條件。因為那些恩情是有條件的,必須回報的。而且大哥的好意有時不接受也不行。否則,敬酒不吃吃罰酒,後果堪虞。第二、受施人對施恩人回報的時候,一定不能使第三者或公眾受害。假如這個條件不符合,則報恩人就變成加害人,或者成為幫兇,助桀為孽。共犯結構成員對恩威並濟的首領的回報就是如此。立法院諸多老鼠,不惜犧牲民眾利益,對惡貓的百般遷就、護航,助其施壓、奪取利益,就是顯例。

     

    用以上的兩個條件來分析是否該拜國民黨這個「頭」,其答案就很清楚了。民國三十四年以前,台灣是沒有國民黨的。民國三十四年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很多台灣老住民開始加入國民黨。有少部分是自願的,有一部分是看在加入國民黨的利益,但是大部分是由於威迫利誘,考慮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可能受到的傷害,而不得不加入。有的是為了上學,有的為了求職,有的為了經商,有的為了服務鄉里,有的為了躲警察,有的為了當兵時不用每天半夜被吵醒而不得不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員享受到比一般民眾更多的「公平」。另外,國民黨並特別「栽培」少數黨員、包括李登輝與連戰在內,分享政經利益,以幫助其權力核心統治台灣。不過國民黨給與這些黨員的好處,並不合乎有恩應報的條件。因為國民黨施的這些「恩」是經過設計的、是有條件的、是互相利用的,有些甚至是受恩人沒有力量拒絕的,與純粹善心的利他行為一點關係都沒有,當然更沒有所謂報不報恩的問題。

     

    不幸的是,在威權統治時代,為了的統治方便,御用媒體把共犯結構裡互相掩護、互相勾結利用以打擊異己的行為本質,宣傳成報恩的、有情有義的高貴情操。因此,那些向國民黨「報恩」的人,可以把別人意見的發表當成叛亂,把美麗島人士口中的「打拼」當成打鬥,把壓榨農民的「肥料換榖」政策當成經濟發展的捷徑,他們甚至可以替國民黨的蔣家到美國去謀殺一個從未謀面的人。

     

    以上的這些為了「報恩」而加害別人或助桀為孽的時代,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稍有改善,表面上似乎已經過去。不過,事實上相同的戲碼仍在繼續的上演。擁有政治學博士教授的資歷的連戰,居然會以向政黨報恩相求於李登輝,這顯示這位政治學博士,不是搞不清楚個人與政黨之間根本沒有施恩或報恩的問題,就是他把政黨組織當成共犯結構,把共犯結構中的互利與勾結行為當成施恩與報恩來處理、來宣傳。這種幫派式的政黨觀念繼續的由最大黨的主席向其所有的黨員強調,在全國民眾面前控訴過去的黨員,誰又能說我們已經遠離為「報恩」而害人的時代呢?

     

    或許是受過較多中國文化的薰陶吧,統派媒體及組織常把什麼有情有義、呼群保義掛在嘴邊。他們崇尚的價值是「四海」、是可以爽快的為「兄弟」赴湯蹈火的性格。我不知道當他們在替兄弟擺平問題、替兄弟關說、替兄弟向別人施壓、替兄弟走法律漏洞、替兄弟爭取經濟利益、或替兄弟放水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多少人因他們的有情有義而受損、受害、甚至喪命。

     

    除了物質上的慾望,人活著需要很多抽象的價值。人除了需要覺得自己盡忠、盡孝、有情、有義,也需要覺得自己是公正、守法、負責、博愛的。問題是,這些價值常常是互相衝突的。不計一切的講求情義,一定會傷害到其他價值,尤其是公正、守法、負責、博愛這些現代社會進步所需要的價值。因此,對政治人物個人一味的講求情義,常常包裝的就是對民眾的無情無義。所以,李登輝站出來批評國民黨,被連戰說成忘恩負義、無情無義,並不足怪。李登輝沒錯。李登輝假如有錯,就錯在當選民選總統以後黨政大權集於一身之時,沒有把國民黨從共犯結構改造成現代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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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sw
    Lv 7
    2 0 年前

    黨‧國家‧經濟」共犯結構黨‧國家‧經濟三者之間可以在分析上,依如下共犯結構的鐵三角來理解。  這一圖示將有助於我們辨認正在形成中的「人民民主抗爭」不可相互化約的不同面向。首先關於「黨──經濟」這一「壟斷邏輯」,以及民間資本的反壟斷,南方朔先生於《一九八六台灣年度評論》的〈國家‧資本家‧人民〉一文中,已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審視這段「官商協力」到「官商對立」的過程。  但是在民間資本反國家資本壟斷與浮現中的民間社會的關係上,並未交代清楚,底下將從民間社會理論脈絡來加以釐清定位。 「國家─經濟」的結合造成商品邏輯成為最大主宰(註1),必須從「黨─國」的「牧民邏輯」與「黨─經濟」的「壟斷邏輯」這兩個側面來理解。  我們已經分析過在「權力、意識型態線路」中「黨─國」對民間社會全面系統控制與「商品邏輯」的共生關係。  而另一側面上,「黨─國」直接介入生產、流通領域(亦即「資本線路」)的資本壟斷,對民間改革活動卻是更直接的阻礙。  在共產世界「黨─國」對經濟、民間社會的完全吞沒,使改革活動幾乎全然窒息,可以做為一相對的參考。這兩個側面的結合,有其歷史的共同根源。  國民黨在「戰後台灣初步重編日據時代的殖民地壟斷經濟,而成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是一本質極不穩定的結構,復以繼承大陸『官僚資本主義』的惡質性,戰後台灣的國家資本主義可說是一個必須藉軍警憲強制力始足以維繫的特權體系。」(南文,頁七四)初期的民間資本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黨─國體制」下,也只得依附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卵翼。  依此我們可以論定「牧民邏輯」、「壟斷邏輯」、「商品邏輯」三者乃是一體成型的「宰制結構」。 這裡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分辨出不同邏輯對應於「民間社會實踐場域」的特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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