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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使用者 發問時間: 藝術與人文歷史 · 2 0 年前

德意志(Deutschland)名稱的由來????

德意志(Deutschland)名稱的由來???希望大家能多多給我解答~~~~~~~~~~~~~~~~~~~謝謝嚕

4 個解答

評分
  • 2 0 年前
    最佳解答

    德意志(Deutschland)名稱的由來「Deutschland」此字源自「Thiot」,在日耳曼民族的方言中意指「人民」。居住在此地區(約現今德國領土稍大些)的人民,在中世紀因少受羅馬文化影響,說的是當地的方言,基督傳教士稱此種語言為「大眾方言」(Lingua theutisca),後來把「Theutisca」改成「Deustsch」,這就是德意志名稱的由來。            《 The Story of Mankind》     Hendrik W. van Loon其實在一次大戰中,“德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倒不如說只是一個概念更準確些,其軍隊在名義上仍然屬於不同的地區,例如:普魯士(Prussians),巴伐利亞(Bavarians),薩克森(Saxons)等等。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他理想建立一個完整的國家,這個國家不僅僅只包括德意志(Deutschland),還包括在凡爾賽條約中“被迫”從德國分出去的周邊國家的日爾曼人地區,甚至全歐洲的德意志族人地區(Volksdeutschland),這個理想國被希特勒稱之爲“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這也是後來“大德意志”部隊名稱的由來。參考資料:http://www.sspanzer.net/Grossdeutschland/Grossdeut...

    參考資料: www.his.ntnu.edu.tw/~u84039/report/history/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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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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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0 年前

    我原本以為德意志這名稱跟馬丁路德有關

  • 匿名使用者
    2 0 年前

    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探討

    許 仟*

    【摘 要】

    由西洋史上錯綜複雜的「德意志問題」之形成而論,德意志民族所建構起的特有民族意識對事物皆有其獨特的銓譯,係因其民族意識(Nationalbewußtsein)因受歷史上疆界、民族與國家的不一致性,而產生出分裂性、排他性及主觀性等種種特質,使得德意志民族之集體行為模式總難以推斷,因此前述德人於統一後的正反兩極作為,正可視為其民族意識的獨特展現。統一後的德國既在其特殊的民族意識之導引下而產生出行為互異之舉,則未來德國、甚至歐洲究竟何去何從?或許仍肇因於德意志民族意識之走向而定,當然其結果影響深遠,甚至與世局息息相關;如能窺其脈胳走向,或有助於傳承至今之德意志問題的釐清,進而尋求因應之道;因此探究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形成、演變及其走向,遂成本文欲探討的要點所在。

    本文探討的範疇係以德意志民族意識之緣起、歷程及趨向為著墨的要點,申論之初,首以德意志民族的肇興略作回顧,藉由探索該民族形成的特殊歷史發展,將有利於其後德意志民族意識所衍生之各類問題的暸解,不致陷入空中閣樓之失;其次德意志民族自形成之後,伴隨而來者,自有其民族意識的浮現,而其演變之歷程對後世德國歷史的發展影響甚大,因此詳探其流變之始末自然成為本文申論的要點之一;再則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德的分裂,對德意志民族意識之走向無疑地也造成了分化現象,此因分屬東西陣營之不同,在彼此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差異的影響下,兩德人民對於德意志民族意識之認知不再趨於一致化,而其差異性則在兩德統一後,產生了彼此矛盾與衝突的情況,而對馬約的積極信守與極右勢力的同步抬頭等兩極化的走向,可說是此種差異下的最具體例證,藉由上述的事例而進一步解析德國再統一後的德意志民族意識之趨向,遂成建構本文不可或缺之一環;結論部分將針對德意志民族意識於歐洲逐步整合後的定位問題,而推斷出其可能之發展,或將有助於歐洲史上延續至今之德意志問題的進一步釐清。

    關鍵詞:民族、國家、德國、統一、民族意識。

    壹、前言

    德國問題(the German Question, die Deutsche Frage)狹義直指德國統一問題,德國問題依歷史脈絡,源由日耳曼帝國與民族、德意志帝國與國家的首度統一(Unification, Vereinigung)、納粹對奧地利與波蘭等領土重新界定的大德國,接踵為1945年戰後分裂,以至於1990年之德國再統一(Reunification, Wiedervereinigung)問題;其實,德國問題更可延展至統一後新德國產生之種種政治、經濟與社會新問題(許仟,1998: 1)。德國人心正在經歷一場空前的騷動,其中有對舊時代某些創傷的緬懷與憤怒,也有對新時代不確定局面的驚懼和憂憫,一步步逼出了或縱容了九○年代的救世或淑世的新思潮與新行為,是否極右思潮的再生是一種救世的姿態,是否積極因應馬斯垂克條約的信諾形成歐式德國是一種淑世的作風,基本上應由國家民族的認同史源探索,尤其其相關的哲思與意識建構須從德國自身觀點發出,似乎較能解析國族(state-nation)與族國(nation-state)重疊式效忠(overlapping loyalties)的脈絡(許仟,1998: 149)。

    1990年10月3日分裂長達四十餘年之久的德國再度統一後,地緣政治學上位居全歐心臟地帶的德國頓成舉世注目的焦點所在。世人關注的目光誠然夾雜著期待與憂慮的雙重心理:一方面有感於德國具鎖鑰的地理位置,其勢足以對東西歐的整合扮演關鍵地位的角色寄予無限的期許,另一方面復憂心於重新強大後的德國憑藉其有利的地緣優勢,再次步向軍國主義的舊路而不復可制,此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理,明確道出世人對德意志民族的再次崛興所抱持的矛盾情結。

    其實世人的不確定感印證於德國統一後的兩極化表現,尤可窺出其癥結所在:從西元1992年2月7日《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f European Union,世稱《馬斯垂克條約》)簽署後的致力於單一歐洲理念的施行,顯見德人有心邁向「歐化德國」(European Germany)的決心:然與此同時,德意志民族獨特的民族意識卻也逐步喚醒舊有的民族優越感,進一步重拾甚或縱容了極右勢力(極右主義,Rechtsextremismus)的興起,可能也可以形成「德化歐洲」(German Europe)的結果;德人上述兩種極端的民族情感之體現,不啻為世人的不安情緒作了強有力的註腳。

    貳、德意志民族及其民族意識之形成

    討論德意志民族的形成,由史學研究中重歷史與輕歷史的爭議(diachronic or synchronic)來做史學研究(history-as-knowledge)的目的(King, 1983:77-78),文化民族與國家民族的對話便成為最值得關切的重點。因此也引導出區域主義觀(regionalism)的民族與國家主義觀(nationalism)的民族之間的矛盾情結。

    學界對於民族概念的看法,歷來爭議不斷,無論將民族視為同文同種者,抑或界定為高度同質性的社會組織、感情與意願共同體、或是行為模式趨同的團體,皆未能取得一致的共識,以致於「因人所見,各解其意」的情形,屢見不鮮。探索上述問題之源,係因民族之形成,皆有各自的發展歷程,所以對各民族的屬性、特質及意義的詮譯當無可能趨於一致化。政治學者夏弗(Boyd C. Shafer)綜合各家的論點,並依據自己研究之所得,企圖彙整各界對於民族概念看法之不一。依其說法,民族係藉由共同的領域、相同的語言、文化及風俗習慣所組成的共同體,彼此基於相同歷史及血緣的信念,相互重視珍惜,致力於獻身整體,進而形成該團體的集體優越感,最後且企望於所屬團體步向強大之境,排擠其它相異的民族。上述見解實為民族形成的普遍性觀點,不過決定民族形成的關鍵性因素則為意志,依據集體意志之凝聚,方能使共同體進一步形成民族(Shafer, 1966: 491)。夏弗對民族的界說,不僅能適用於本文所探索的主題德意志民族意識,其實對於歐洲整合運動之歐洲意識亦有其正面闡釋性;當然,歐洲意識(European Awareness, European Feeling)的形成另亦應由區域主義方向思考(許仟/劉俊裕,1998:123-126),然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藉由夏弗對於民族概念的整合,近來學術界及政治界對於民族此一概念因而歸納出不同的面向:即由社會心理學、現象學及溝通理論等三項層面來建構民族的定義。就社會心理學的層面而言,民族係為一種集體認同的型式,涉及到一個共同體於社會上的共同生活,對於明確的自覺、週遭環境的領悟及個人與社會權利的考量等特點,係凝聚認同感的重大要因。現象學上針對民族概念之探討則可區分為「文化民族」(Kulturenation)與「國家民族」(Staatsnation)兩方面:「文化民族」係源自共同的文化意識,民族成員基於共同的語言、文化、歷史、宗教、血緣及風俗習慣,致而產生出休戚與共的歸屬感;至於結合民族與國家的「國家民族」之涵義則正好與之相反,國家民族的定義是指在一個國家領域內生存的各族人民結合成一個民族,並藉由境內民族文化的發展來消弭「國家民族」內部的差異性,使得境內的各民族終能融合成一新興的國家民族,這種概念使得民族完全建立於國家的具體型態上。至於溝通理論的層面上所界定的民族,則著其焦點於社會的溝通方面,民族成員的意識係建立於穩定的溝通體系上,經由高度的社會溝通而進行社會的整合,其結果乃導致民族意識的產生,而在此種意識不斷的整合與轉換的歷程中,因而造就出現代化的過程,同時也由於持續性的現代化歷程,成員的民族意識亦因此隨之更動(Weidenfeld / Korte, 1992: 473)。

    上述由學術界及政治學界所歸結之關於民族的概念,說明了定義民族之難,而由本文所欲申論的主旨─德意志民族,尤有深奧難解的特殊性於其間,自近世歐洲的「德意志問題」形成以來,疆域、國家及民族等要素,一直是德意志問題的核心焦點,其中尤以德意志民族問題更是牽動整個歐陸、甚至世界的政局久遠,甚至直到今日,該問題仍餘波蕩漾。德國歷史學家采托(Erich Zettl)曾就「德意志」一詞,作了一段耐人尋思的定義:「德意志,作為文化上的單位可涵蓋了不僅只是德意志人所居住的領域,甚且包括了以德語為母語的人群及其所移居的區域。」(Zettl,1972:8);道出了德意志民族問題之複雜癥結點,若以上述各家對民族一詞所作的各類定義而論,則德意志民族實可歸類為「文化民族」的範疇,其後隨歷史之逐步演進,始漸走向「國家民族」,不過時至今日,德意志民族仍帶有文化民族及國家民族之雙重特色,此當與該民族複雜的歷史發展有極大的關聯,申論至此,本文不得不就德意志民族的形成略作概觀,以明暸其複雜性之所由。

    一般而論,西洋學界對德意志民族之初興係上溯至西元十世紀,即最遲至德意志第一帝國(Das Erste Reich)肇興之初即已成形;德意志民族之崛興,與其先世日耳曼部族(Germanic tribes)息息相關。我們知悉今日西北歐諸國,如德、英、荷、丹、挪、瑞等國在民族學上皆被歸類為日耳曼種族,因此德意志民族實為日耳曼種族之一支族裔,而日耳曼種族在形成德意志民族之過程,係歷數世紀的演變始告完成。西元四至五世紀的「民族大遷徙」(Die Völkerwanderung / Movements of Peoples)之後(杜子信,1998:19),一統的羅馬帝國解體,西歐各地陷入邦國林立之態,其中尤以日耳曼民族之法蘭克人(Franken / Franks)勢力為大,其所建立的「法蘭克王國」(Königreich Franken / Frankish Kingdom)先後歷經「梅洛文王朝」(Dynastie der Merowinger / Merovingian Dynasty)及「卡洛林王朝」(Dynastie der Karolinger /Carolingian Dynasty)兩朝之四方征戰,逐步將原先分崩離析的西歐各地納入強大的法蘭克王國之領域下,此一強大之王國到了雄才大略之君主卡爾大帝﹙查理大帝或查理曼﹚(Karl der Große / Charles the Great / Charlemangne)在位之世時,更達到璀璨輝煌之期,卡爾大帝結束了西歐自羅馬帝國解體後數百年以來的群雄割據狀態,締造西歐再次大一統之盛世;後世史家即因其文治武功均有可述之處,且於西元800年時為羅馬教皇加冕為「羅馬人之皇帝」始然,遂尊稱其為卡爾大帝,而稱疆域倍增後的法蘭克王國為「卡爾大帝帝國」(查理曼帝國),而若干西洋史家乃因而憑此為據,將卡爾大帝視為德國史上的第一帝國之肇建者(Reading, 1995 :13~15),不過此種說法卻引發極大之爭議,係因西元九世紀時之卡爾大帝帝國,其領域不僅只有今之德國而已,尚且遍及了法、荷、比全域、北義大利及部分的西班牙領土,而帝國所轄的民族更是繁複龐雜,難以計數(Blumenwitz, 1996: 21);在此種情形下,德意志只不過是帝國轄區內之小單位而已,遑論其自主性。然現今查理曼陵寢位於德國,其佩劍供奉於法國,德法皆奉查理曼為開國第一人,其間的矛盾竟是歷史使然。作為一致性的德意志民族之形成,實應由法蘭克王國之分裂談起。西元843年之《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 / Vertrag von Verdun)簽署後,法蘭克王國一分為三,奠定日後千餘年之西歐諸國的發展雛形;其中東法蘭克王國(Eastfrankish Kingdom)之疆域涵蓋了今德國大部,成為日後德國之發展基礎,不過當時東法蘭克王國之朝政仍傳承至卡洛林王室,殆至西元十世紀中葉,「薩克森王朝」(Das Reich der Sachsen)始祖亨利一世(Heinrich I. der Vogler)及其子奧圖一世﹙奧圖大帝﹚(Otto I. der Große)代之而興後,德意志民族之第一個國家組織始告面世,此即為德國史上之「第一帝國」,而德意志人歷經先裔日耳曼民族之遷徙、擴張,至此終而凝聚成為一民族,然而當時德意志民族所涵蓋之範圍實較之今日專指德國人的涵義為廣,包括稍後之奧地利德意志人、瑞士德意志人及爾後移向中、東歐各地之德意志人皆屬該民族之列,由此不難詳觀出,德意志民族自形成伊始,即已呈現出「文化民族」的特質,故在日後之歷史發展中,此一族群、疆界、地理位置、乃至於國家組織等皆難以界定的文化民族,始終為尋求自身之明確定位而奮鬥,其間經歷精神、文化等各層面的嘗試,最後且試圖藉由軍事擴張之方式,終而造成近現代歐陸政局動蕩不安之源。因此德意志民族問題實與該民族的特殊歷史發展有極為密切的關聯。

    所謂民族意識(Nationalbewußtsein)係奠基於個人、社會及政治團體的認知、感覺及信仰,其中包含了理性、情感與非理性等成分(Weidenfeld / Korte, 1992: 474)。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對民族意識作了如下之定義,他指出民族意識係一種具有特殊性的團結情感,無論是對民族認同的溫和表白,或是演變至具有侵略色彩的民族主義皆在民族意識之範疇內;原則上民族意識獨立於國家組織之外而存在,但如該民族已建立自有的國家組織,則民族意識將更形強化,一個社會團體若缺乏民族意識,則將削弱該社會團體的民族運動之實力(Weber, 1976: 528)。就一般狀況而言,民族意識係發自於民族成員之彼此強烈歸屬感而形成,此種意識的產生,係屬自發性;不過如果該民族受到外力之侵略,則會加速此種意識的凝聚過程。至於民族意識產生之決定性因素,係肇端於社會團體表象及實際存在的共同性之中,此種共同性是指相同的語言、文化、血緣、宗教、社會、政治理想及風俗習慣等特點,當然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歷史發展,其民族意識亦不盡相同,是以每一個民族的歷史,即在凝聚並彰顯其各自的民族意識(許仟,1998:159)。

    一個民族之民族意識形成時間頗難探究其確切的日期;僅就歐陸地區而言,普遍之民族意識的喚起係自西元1789年之法國大革命時期,其後伴隨著近代民族主義的昂揚而同步崛興;其時狂熱的民族情緒不約而同地於全歐各地興起,至此之後,民族正式取代了先前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之「主權論」及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58~1679)之「契約論」中所主張國家所佔有的優勢地位,而成為唯一的主宰者。此種背景之下,民族意識被熱烈歌頌及鼓吹,自然成為勢所必然之理。

    德意志民族雖形成於西元十世紀之時,但當時尚不具備有凝聚強烈民族意識的條件,所謂民族意識對當時的德意志民族而言,僅是一種或有或無、隱約不顯的情感罷了,此乃因自德意志第一帝國肇興以來,封建領主割據一方,全境邦國林立,雖有帝國之名,卻無帝國之實,以致德意志民族情感始終呈渙散狀態而難以凝聚。其後整個漫長之中世紀的德意志歷史之發展,可說是一部列強逐鹿競雄之爭奪史,德境各地諸侯不僅相互撻伐爭戰,甚且陰結外力以為己助,藉以壯大自己之聲勢;德境既長期處於分裂亂世之局,德意志民族意識自無凝結薈集之要件,是以當中世紀末期英法百年戰爭結束,西歐諸國分別步入民族國家之林之時,毗鄰其旁的德意志卻仍陷於全境割據分裂之局,此種情形直至西元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以《九十五條綱》(95 Thesen)而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後,始有改變。

    馬丁路德對德意志民族最大的貢獻,在於其力倡宗教改革期間中所完成之德文新約聖經的翻譯;在該部聖經中,馬丁路德創造出一種思想表達工具的新德意志語;此語一出,不僅統一了當時上層社會所使用之「高德意志語」與平民階級所操之「低德意志語」間的差異,消弭德意志全境上下情感交流的鴻溝,更使德人共讀的聖經所使用的共同德語成為凝聚德人的民族情感,從而喚起了德意志第一帝國歷朝諸皇都無法達成的民族意識觀念,而馬丁路德之德文聖經所造就出之德人民族意識,在當時雖未能達成全德意志民族統一的大業,然此一奠基於共同語言所凝聚而成的「文化民族」,在爾後宗教戰爭的多災多難的年代中,竟得以成功地維繫了全德意志民族的情感,使得德境雖仍處於群雄割據之態,但卻免於淪亡,而這股民族情感尤其在三十年戰爭結束所簽署的「威斯特法倫和約」(Der Friede von Westfalen)中,將德境小邦林立之局正式定型為國際政治的一部分後,德意志並未土崩瓦解得到有力的證明,因此馬丁路德之功,實足稱述。而由相同的語言凝聚出共同的民族情感,馬丁路德乃因而被後世德人奉為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啟蒙者。

    參、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演變

    以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而言,德國較之西歐各國如英、法、西、葡等國成形為晚,甚至被喻為「遲到的民族」(verspätetes Volk)。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共同點並非在於共同的國家組織,而係建立於相同的語言、文化、藝術、哲學、音樂及風俗習慣等層面上,因此早期的德意志民族實屬文化民族之範疇,而其民族意識亦是呈現出典型的文化民族的特色。

    前面篇章本文曾針對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形成歷程略作剖析,迨至近世馬丁路德的共同德意志語締造之後,初期的德意志民族意識於是面世,不過此種基於語言及文化之共同性而展現出的文化民族意識,實不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及民族歸屬感,尤其在威斯特法倫和約簽署後,德意志邦國分立之態成為定局,更阻礙了德意志民族意識的進一步凝聚,直至拿破崙戰爭時期,法軍鐵蹄橫掃德意志及普魯士全境後,方引發了強烈的德意志民族意識,此種結合了近代民族主義的狂熱與激情的情感,導致德意志民族意識不再只是停留於昔日的文化民族意識的範疇,且進一步地滲入了政治及軍事因素,使得德意志民族性致而產生了攻擊性的特點,這股力量最後也成為擊潰入侵法軍的重要依據;抗法戰爭勝利之後,德意志民族意識更大肆被鼓吹,而在德意志民族普遍的「民族為上」情緒中,高呼民主自由的中產階級運動遂遭到全面性的壓抑,於是倚恃強烈德意志民族意識而起的普魯士王國,遂成為主導德意志第二帝國的核心,並決定了稍後德意志民族意識朝向軍事強權的走向。

    由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Fürst von Bismarck, 1815~1898)主導而成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雖然使傳統上以文化民族形之於外的德意志民族史上首度有了名實相符的國家,但並未能徹底解決德意志民族問題(Ehmke, 1979:51~55);大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極力主張合併奧地利及東歐各地的德意志民族之主張,仍舊甚囂塵上,俾斯麥採取「小德意志派」藍圖而打造的第二帝國實未能滿許多德意志人民族與國家一體化的要求,在強烈的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帶動下,德意志民族情感遂逐步走向軍事擴張之途,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申言之「世界強權政策」(Weltmachtpolitik),成為此輩人士熱烈頌揚的準則,此一發展終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慘劇(Alter, 1992:483)。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並未使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擴張性走向趨於沉潛,反因《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 1919)之勒逼、國際經濟情勢之惡化及國內政局之更迭,使得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極端性更形急劇高漲。希特勒乘勢介入煽惑,將這股狂熱激昂的德意志民族意識,轉化為種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民族主義(Völkischer Nationalismus);希特勒極力宣揚德意志「民族性」(Volkstum)的重要性,他在其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揭示出「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概念,他一再聲言,為使「吾民族數量與所需之領域相符」,相較於俾斯麥的鐵血(Eisen und Blut),希特勒因有「鐵土首相」之稱(Eisen und Boden)。希特勒強調必須放棄戰前的殖民與貿易政策,而邁向未來的土地政策(Alter, 1992: 484),基於此種政策之考量,合併散居全歐各地、尤其是中東歐及東南歐的德意志民族遂成為其「大日耳曼主義」論述的合理化說辭;因此希特勒乃將散居中東歐及東南歐各地的德意志民族納入一大德意志國家中,從而締造一個新帝國;換言之,新帝國不僅止於俾斯麥之第二帝國的版圖為限,甚至逾越原有德國疆界之外,將德意志民族所分布之地盡行納入第三帝國之中,這意謂著在希特勒眼中,廣袤的中東歐地帶未來皆成為新帝國立國的核心所在,企圖締造一個以德意志人為主宰民族之堅強日耳曼種族的國家,最終達成全歐日耳曼化及建立歐洲新秩序的終極目標(Raff, 1987:304)。此種極端激進之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走向,最後遂使全德意志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並對全歐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不僅德奧再次分離,甚至德國也被迫分裂為二,此一發展對近代以來一直呈現出擴張性走向的德意志民族意識不啻是一種沉重的打擊,此後在分裂的態勢下,德意志民族意識亦因兩德分屬東西陣營之不同,而各自呈現出不同的特色。

    在西德方面,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自1949年9月成立於波昂(Bonn)後,即已認定自身係繼承昔日的德意志帝國,並正式宣告西德政府才是代表全德意志民族的唯一合法政權,因此其不僅拒絕承認東德政權的合法性,甚且在國際間極力打壓東德政權的地位,其中「霍爾斯坦原則」(Hallstein-Doktrin)的提出,尤為顯例。也由於西德強烈的正統意識及五○~六○年代經濟奇蹟帶來的富裕成果使然,致令早期的西德政府從未承認國家分裂的事實。在民族與國家的問題上,西德基本法的序言中即已開宗明義地宣示:全德意志民族都必須致力促進一個自由、獨立且自主之德國的實現,任何作為均不得與建立德意志國家的目標相抵觸(Weidenfeld / Korte, 1992:475)。明確地道出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的西德視己為全德國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因而在此之前西德境內從未凝聚出明確的自我意識。

    不過儘管上述基本法上的德意志民族及德國再統一的觀點,始終是西德的政治家所奉行不貳的信念,然而東德的存在畢竟為一不可抹滅的事實,隨著東德國際地位的確立及西德堅持全德唯一合法代表權的失敗,西德內部爭議漸大;西元1965年時,哲學家卡爾‧亞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即對西德因長期處於虛幻的全德國及德意志民族意識而未建立起自我的認同意識大表不滿,他痛斥:「我們國家的政治意識正處於真空狀態,實際上我們的內心中根本沒有一個維護自創性國家意識的政治目標。而此種真空狀態並不會被民族意識所填滿,我們沒有政治理想、沒有自我意識、亦無長遠目標,而一個現代化國家則幾乎沒有不將這些作為個人生活安全的保障前題。」因此卡爾‧亞斯培力主放棄德國再統一的目標,建立一個以西德為認同對象的自我意識(Jaspers, 1966:241)。

    隨著西德各界對建立西德自我認同意識的呼籲、對西德政治界所抱持全德虛幻意識的質疑及西德貶抑東德國際地位的失敗,使得西德政界人士不得不逐步修正昔日所推行的民族與國家政策;六○年代後期,由西德前後任總理季辛格(K. Georg Kiesinger)所推行之「德意志政策」(Deutschlandpolitik)及布蘭德(Willy Brandt, 1913~1992)所推行之「新東向政策」(Die Neue Ostpolitik)正是西德政府更弦易張的具體作為;此兩項政策係與昔日西德極力打壓的東德政府及其東歐盟邦簽約修好,說明了西德政府已然認清德國分裂的事實,於是採行實際的措施以承認東德政權,並使西德能夠建立起自我認知(Selbstanerkennung)的意識。上述兩項政策的施行,在在都顯示出西德政府基於西德人民之意而採行的具體作為,而此種措施亦有利於西德境內民族意識的凝聚。西元1972年西德政府與東德所簽署的《基礎條約》(Grundlagevertrag)中確立了東德為一主權國家且東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之舉,更進一步確認了西德民族意識的形成,此一條約簽署之背後,道出了多數西德人民視西德為其民族認同的根本之事實;雖然其中仍保留了德國統一的目標,但實際上西德人民確已然有視西德為祖國之傾向;根據一項在70年代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雖然有超過80%的西德人民贊成基本法序言中關國家前途之規定,且約有70~80%的西德人民贊成將德國統一視為國家長期的目標(Herdegen, 1987 :1263),不過卻僅有8%的西德人民認為全德意志民族能於本世紀(20世紀)內達成再統一的目標(Weidenfeld / Korte, 1992: 476)。說明了西德人民民族意識已有逾越傳統德意志民族意識之上的趨勢。

    西元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於東柏林正式成立,象徵著德國在實質上已然分裂。不過儘管兩德基於意識形態之互異,使雙方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的發展上皆有極大之不同,但早期東德政府仍如西德政府一般,視德國為一整體,德國的分裂只是暫時而非定型,德國終在德意志民族共和國的領導下再度統一;因此完整之德意志民族的概念依然存在,而此一政策也主導了東德政府自西元1949年至1961年的德國及德意志民族問題的走向。東德的社會統一黨政府在西元1958年的黨代表大會中,即曾作成一項「關於德意志民族邁向和平及統一德國之路」的決議案,正可視為早期東德政府對德意志民族問題所採取的觀點。然而60年代初以來,東德因內在經濟的困境,無力說服東德民眾認同共黨體制的優越性,乃有西元1961年建立柏林圍牆以阻遏人民越界西奔之舉。於是東德政府的德意志民族政策隨之更弦易轍,此後東德政府乃採行所謂「分離政策」(Abgrenzungspolitik),在國際間推動「兩個德國」的作法,成為此一政策的核心主旨(許仟,1997: 53);在分離政策推動之同時,東德政府並對德意志民族的定義作了修正:昔日德意志民族係依憑全德意志為發展之基,而此種發展當然適用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中揭示出一個高度凝聚性、緊密性與關聯性的民族概念;東德政府這種對民族定義的重新詮釋當然係與階級、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的(Weidenfeld / Korte, 1992: 476)。

    然就東德人民的民族意識而言,在兩德分裂的年代中,他們對於作為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東德能夠採取部分的認同,但卻從未出現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意識;東德政府的領導階級長期以來希望於境內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族意識觀,最後證明仍難以取代東德人民傳承自數百年以來即潛藏於血液中的德意志民族意識;當西元1989年兩德統一前夕,東德人民於萊比錫(Leipzig)集會遊行時所高呼的「我們同屬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等口號,誠為最佳之例證。

    儘管兩德對於德意志民族意識雖因意識形態之不一而呈現出不同的面向,不過在兩德所簽署之《基礎條約》中明文規定,制定「德國政策」(Deutsclandpolitik)的目標係基於兩德「文化民族」基礎上,期能在未來建立德意志的民族國家。因此東西德雙方皆能因建立於「文化民族」的基本上,使得雙方雖因國家分裂之故而有不同面向的自我意識之產生,不過兩德共有的「德意志文化民族」的屬性卻未因雙方異向發展而漸行漸遠,此皆因共同的語言維繫了兩德對德意志民族的基本共識,德語成為主導東西德的「德意志政策」的核心,而這亦成了日後德國「再統一」的基礎。

    肆、德國統一對德意志民族意識之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分裂,使得德意志民族意識在東西德的發展趨勢上產生了若干的差異,因此在1990年德國再統一前夕,德意志民族意識是否仍能在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不無疑問。不過德國統一歷程之事態發展證明,儘管分裂時期兩德在國家及民族之認同觀點上有些許差異,但數百年來所鑄造的共同民族意識與情感,斷非藉由政治力及意識形態可予轉化,德意志文化民族意識最終仍成為主導德國再次走向統一的核心要素(Weidenfeld / Korte, 1992: 476)。

    1989年東德社會主義政權瀕臨瓦解之際,示威群眾的標語由「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轉變為「我們同屬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說明了東德政權長久以來所期望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之民族意識並未產生;在此同時西德人民亦高喊「德意志---唯一的祖國」(Deutschland - einig Vaterland)相呼應,西德總理柯爾(Hehlmut Kohl)遂得以藉此一熱烈的民族情緒的襄助下,即迅速主導了德國的統一。

    德國再統一的過程中,東歐的變局、東德的困境及西德的強勢,無疑地都促使了德國統一的因素,而由激情的德意志民族情緒所造就出的德國再統一的事實,卻不免引發了世人對德意志民族意識是否再次走向極端的民族主義而產生了若干疑慮。事實上由德意志民族對統一的熱情激昂來看,民族主義的思維模式確已主導了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走向,而此種趨勢復又受到東歐各國在邁入民主化時所引發的新一波「民族自決」浪潮之影響,更對統一後的德國造成了不小的衝擊。尤其在東德政權垮臺之後,原本東西對立的意識形態不再,使得德西德東原有對各自國家的認同感為之更迭,必須再次尋求自身的定位及培養對新德國的歸屬感,以致於在此種調適的歷程中,德西及德東人民的民族意識皆不約而地產生了真空期。而在此一過渡期間內,德意志民族意識明顯朝向「防禦之民族主義」(Abwehr-Nationalismus)發展,將自身因不確定感所造成的焦慮情緒盡行傾之於外,尤其在統一前,許多德人對於德國統一前景的臆測過於樂觀,及至統一後面對種種因兩德生活水準之差距所引發的政、經、社等問題,乃產生了適應不良的狀況;凡此種種,遂造成了一連串的仇外攻擊事件,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識似乎又有重返往日種族之民族主義的傾向(許仟,1997: 200-201)。

    德意志民族意識於再統一之後所展現出的排外與暴力傾向,令世人於驚懼之餘,不免引發德意志民族是否重回極端民族主義舊路的聯想。究竟再統一之後右翼民族分子的暴行只是過渡時期的偶發事件?抑或是德意志民族重拾了往日種族優越感的信念?而新德國民族意識的趨向是否再次右傾?欲解開此類疑問,我們仍需先釐清德國與歐洲兩者間互動的關係。

    原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鑑於昔日過度膨脹之德意志極端民族意識所帶給德國災難性的結果,以致西德政府在戰後不遺餘力地與西方諸國維持密切友好的關係,甚至成為歐洲整合的要角之一。不過就西德人民而言,歐洲的整合與德國的統一在東西對峙期間卻是一個難以取捨的選擇;以民族情感而論,德意志民族的復歸於一自是德人企盼的願望,但過度強調民族的統一或是採取有利於德國統一的政策,恐又將造成西方盟國的不信任感,有礙歐洲整合理想的實現;因此歐洲政策與德意志政策對西德舉國上下,實有抉擇上的兩難(Weidenfeld / Korte, 1992: 477)。然而受制於國際現狀的無奈及東西對峙的僵局,西德政界人士只有大力推行西向政策,與西方盟邦維繫密合作的關係,意謂著歐洲整合議題已凌駕德國統一問題之上而成為西德對外政策的主軸,且隨著西德爭取全德唯一合法政權代表的企圖失敗,西德境內於是漸產生自我認同的民族意識感。其後乃有學界適時提出「憲法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觀點,期以取代往日過度激情的民族意識(Hättich, 1992: 10-11)‧所謂憲法愛國主義係指基本法中所規範的條文中,明訂有對國家各機構組織之職權作詳細的分劃,以防範強人再起而煽動狂熱的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條文,藉由此類憲法法規中對極端行為的防制及強調全德意志民族所需履行的義務,可使德人不致有行為偏差之舉,經此長期濡沫以後,西德人民所重視的國家分裂與民族前途問題,當可由憲法法規的預防而走向接受現狀的境界,且因依循憲法之法規而行,時日一久,自也能培養出對憲法的尊重與維護,憲法的至高性地位於是確立;尤有要者,憲法愛國主義中所提倡的價值觀念如「國家」、「歐洲」、「西方」等更意謂著將德人導入西歐安全體系的努力(Weidenfeld,1989: 33~35)。凡此種種,皆可看出西德上下致力於融入西方世界以防制極端民族意識再次興起的努力。

    然而東歐的變局與東德政權的崩潰,出乎西德政界的預料之外,西德總理科爾為在德國再統一之歷史上名垂青史,在未詢及西方盟國之意向前,即採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主導了德國的統一;其事之發展,對於前西德政府致力提倡「憲法愛國主義」下的歐化德國之作法,已有若干不利的影響。其後前南斯拉夫分裂的過程中,德國再次採取強勢手段主導了歐體的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更令西歐諸國不免心生疑慮地發出:「究竟是歐洲的德國,抑或是德國的歐洲?」之疑問;而德國統一後,極右勢力的抬頭尤為上述疑慮作了強有力的註腳,一九九八年施洛德(G. Schröder)執政後,德國強勢的歐洲政策(Europapolitik),更顯德國政府在歐盟事務參與的積極性格。

    無可諱言的,東歐的一夕變天,提供了德國統一的先天條件,新一波的「民族自決」潮流,亦同時激起了德意志民族意識的高漲,而德國統一後的適應不良,乃將這股動力傾洩於外國人身上,右翼政黨遂適時興起。德國各界有鑑於上述事件的發展,恐有不利於德國未來前途的發展,謀思對策以為因應;其中將「憲法愛國主義」的觀念廣植人心,尤為各界所推崇之最可行的方向。由於憲法愛國主義的優點係要求國家是對所有人民開放的法律共同體,此種法律共同體的特色在於國家事務的運作是由各機構依法行政,其影響力則非領土的大小、經濟的強大或種族的優越(Dahrendolf, 1990: 826~827)。

    德國各界深信,憲法愛國主義的理念如能深入人心,則對德意志民族意識之未來趨勢必能朝向正面且理性的方向發展,德西人民對此一觀念的接受已行之有年,現對德國政府的首要之務,係加緊將之推及於德東全域,使德東人民對基本法所規定的法規能秉遵不貳,從而建立起憲法至高性的地位,以排除偏狹的民族意識。德國政府相信,由於憲法愛國主義在前西德時期係被視為國家意識,此一意識在當時甚且在政界的影響下而被導向超民族的歐洲意識中,因此再統一後的德國當能藉此歷史經驗而率領全德意志民族走向歐洲化的方向,達成「歐化德國」,而非「德化歐洲」的目標。西元1992年2月7日,德國政府與歐盟各國簽署的《歐洲聯盟條約》,象徵著德國政府以具體措施邁向歐化德國的決心。

    誠如上述所分析的諸點,我們寧可相信,統一後的德國右翼民族派勢力的高漲與排外事件的發生,應只是德國東西人民間適應不良的過渡時期,畢竟前西德加入歐洲統合的歷史已有數十載之久,而由歐洲共同體至歐洲聯盟數十載之發展所建構出的超國家組織,對各會員國已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因此有此一超國家組織的約束與防制,當有助德意志民族意識免於走向偏執激情的境界;尤有重要者為德國各界均有明確的共識,明暸德意志民族意識激情化所帶來的悲劇性結果,以史為鑑,因此對於排外暴力事件莫不大力譴責,凡此種種,都有助於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朝向理性化發展。故而若欲推測往後德意志民族意識的發展趨勢,我們雖不敢斷言其明確走向為何,不過由於歐洲整合的持續進展與德國政府的積極信守馬約,相信將不致於重蹈往日之失,畢竟一個健全理性的德意志民族意識,方能提供德國永續發展之基,亦為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和平共存的根本。

    伍、結 論

    自西元十世紀德意志民族形成以來,隨著歷史的演進,德意志民族意識始終受到德意志特殊的歷史發展而與迴異於西歐諸國;由於長期民族、國家與疆域的不定,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及民主政治素養的不足等種種因素使然,使得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傾向在德境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呈現出兩極化的走向;緣自德意志第一帝國長期的衰微不振,德意志民族意識在肇興之初即因全境邦國分立之故而呈現渙散分離之態,相較於中世紀晚期即已先後步入民族國家之列且國勢逐步繁旺昌盛的西歐諸國而言,德人心靈自不免暗生自卑情結,但受制於國際現勢的無奈,德人只有另闢他途以尋求自我肯定,於是自馬丁路德之德文聖經一出後,強調以相同語言、藝術、音樂及風俗習慣等共同文化為特色的「文化民族意識」,遂成為凝聚全德意志民族意識的重要力量,此種心理狀態的形成,可說是德意志民族意識在面對其他西歐各民族國家走向政治現代化時所起的直接反應;這雖然是出自德人無力建立起屬於己身之民族國家而尋求的一種慰籍,不過時日一久,文化民族意識的觀念漸深植於全德人心中,德人亦相信德意志文化有其獨特性,非其他民族所堪項背,這當中實已隱含了優秀民族的論點,德意志民族意識於是又出現自傲的傾向;及至德意志第二帝國肇興以後,由衰弱而至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在極端民族意識的導引下,無意遵循西歐諸國所重視之傳統民主自由的價值,反而走向德意志民族特有的自我認知標的及適合德國的政治文化;第二帝國的「世界政策」及第三帝國的種族民族主義可說是德意志民族此種心理反應的最佳例證,其結果終使德國自嘗兩度遭受毀滅性失敗的苦果。

    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德的分裂,使得德意志民族意識因意識形態之不同而有分歧化的現象,尤為重要者是兩德因分屬東西集團,昔日過度主觀性及排外傾向的德意志民族意識自此之後漸有本質上的改變;尤其是日後主導德國統一的西德,藉由積極參與歐洲統整合運動,漸於國內凝聚出「憲法愛國主義」的共識,將西德人民對基本法的認同提昇至全歐的境界,此種由傳統德意志民族意識走向歐洲意識的轉變,當可視為西德政府企圖將德意志民族意識導入理性化的決心。

    東西德政經的長期失衡,造成德國再統一之後排外風潮的再起,德意志民族似有重回極端民族意識的傾向,然由現實環境觀之可知其勢甚難,歐洲整合之路勢不可免,新德國為整合要角之一,斷無可能自外於此一趨勢,而在歐洲聯盟整體規範之下,惟有「憲法愛國主義」的精神方能維繫德國與歐盟間良好的互動關係。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即曾指出,「憲法愛國主義」共識的形成可使德意民族意識潛藏的攻擊傾向中性化,此亦為統一之後的德意志民族與其他歐洲共同成長的先決要件,而日後長期受此一觀念影響下的德國人民將能認同歐洲多元的歷史、民族及文化傳統所組合而成的社會,德意志民族意識必能朝向和諧及理性之路而發展(Honolka, 115~122)。基於此種背景之故,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新德國民族意識的傾向在德國政府的引導下,將朝向此一方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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