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李叔同詩人的生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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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楓舞
    Lv 5
    2 0 年前
    最佳解答

    弘一大師-李叔同(1880-1942)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負盛名的文化大師、譽滿天下的佛教高僧。他在書法、音樂、詩詞、戲劇、金石篆刻等領域均有非凡造詣,又是傳播西方音樂、繪畫、戲劇到中國的先驅者。1918年(時38歲),在他的藝術達到登峰造極之時,突然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削髮出家,皈依佛門,自此是行在律學,學在華嚴,棲心淨土,特別是精研戒律並身體力行,成為重梳湮沒了七百餘年南山律宗的一代宗師。

    (補充:

    1880年(清光緒六年)10月23日(農曆九月二十日),李叔同出生在天津河北區糧店後街陸家豎胡同2號,是一座規模不甚大、座北向南的長方形三合院。李叔同兩、三歲時,他父親李筱樓購置了位於糧店後街山西會館斜對面一所規模宏大的宅邸,即現在的糧店後街60號,是李叔同青少年時代居住生活的地方。這座宅院有150多年的歷史,是一座典型的座西朝東的清代建築,呈正方形,占地面積1400平方米,分四個院,為「田」字形,東西略長,南北略短,共有房屋60餘間。前門門口開闊,用青磚砌成的高高的「虎座」門樓十分壯觀,門前掛有「進士第」的大匾,大門兩側有精緻的石門枕和雄偉的石扁獅一對,門樓上的刻磚別致精巧。進門前面是四合大院,南邊兩所房子為主房,北房外屋是佛堂,東西房各五間,前臉為木結構,門窗均有精美的雕刻圖案,花紋精巧玲瓏。後面是三合大院,前後院中間有五間房長度的遊廊。在間道當中「十」字交叉的地方是「洋書房」,為中西合壁的建築,「洋書房」前是一個小花園,稱為「意園」。「洋書房」的佈置很別致,除了中式木床和書櫥,還擺有鋼琴,牆上掛著李叔同在日本留學時畫的女人裸體油畫。1910年,李叔同從日本留學返津後,就在這「洋書房」裏讀書、寫字、作畫、接待客人,這一切表明這是一戶名門望族、官宦人家。糧店街在海河東岸,是漕運碼頭和鹽業集散地,是天津最早的商業區和居民區之一。當時,這一帶商賈雲集,一些統管鹽業錢糧、身居官位的名門大戶紛紛在這裏建造府第,李家就是搬遷至這裏的一戶典型人家。李家宅院附近有地藏庵、大悲禪院等廟宇,宅第隔河西望就是天津城東門外的天后宮和玉皇閣。

      李叔同自幼居住在這裏,生活在一個封建大家庭,接受舊教育。李叔同的父親李筱樓,是同治四年進士,曾官吏部主事,身兼鹽商、官吏、文人三重身份。他生平精研王陽明之學,旁及禪宗,頗具功力。他篤信佛教,家裏設有佛堂,多交請高僧入宅做佛事。他慈悲為懷,樂善好施,曾設私塾義學。每屆秋末冬初,遣人至各鄉,酌施衣食。設立存育所,冬季收養災民及流乞,不致凍餒。並於1876年(光緒二年)捐銀五千兩與嚴克寬、楊俊元等人創立備濟社,撫恤貧寒孤寡,施捨衣食棺木,當時為津人稱讚為「河東李善人」。李叔同幼年聰慧,五歲開始即從他母親習誦名詩格言,六七歲時,其兄督教極嚴,每日授以《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壁》等,還攻讀《文選》。八九歲時,有王孝廉者,到普陀出家,返居天津無量庵,當時李叔同的大侄媳早寡,曾向王孝廉學「大悲咒」、「往生咒」等,他常從旁聽之,不久也能背誦,十一歲時乃讀《四書》,十二、三歲略習訓詁、《爾雅》、《詩經》之類,十六七歲時,從天津名家趙幼梅學詞,喜讀唐五代詩詞,又從唐靜岩學篆隸及刻石,還與孟廣慧、王吟笙、曹幼占等親友研究金石書畫,故對詩詞、文章、書法、篆刻等,均造詣頗深。

      李叔同自幼生活在一個佛教氛圍濃厚的封建家庭。他家設有佛堂,家人經常拜佛誦經,他父親72歲時,因患痢病,自知不起,將臨終前病忽癒,乃囑家人延請高僧,于臥室朗誦《金剛經》。臨終毫無痛苦,安祥而逝,如入禪定。靈柩留家凡七日,每日延僧誦經不絕。時李叔同見僧之舉動,均可愛敬。李叔同七八歲時,就隨大侄媳旁聽「大悲咒」、「往生咒」,並能背誦。這些在他幼小的心靈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據他的侄子李聖章回憶講:李叔同比他年長九歲,他們叔侄是幼時同玩的小夥伴。他們一起常學和尚念經玩,李叔同裝「大帽」和尚在那裏念念有詞,他在下首當小和尚,聽從調遣。兩個人都用夾被或床單當袈裟,在屋裏或炕上念佛。其父慈悲為懷,樂善好施之善舉,對他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在他15歲時,就寫出了「人生猶似西山日,富貴終如草上霜」這樣的人生感悟。胡宅梵在《記弘一大師之童年》一文中寫道,在問大師童時事,師曰:「年幼無知,事不足言。惟我父樂善好施之行,頗堪風世勵俗,差足傳述,而與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關係也。」嘯月在《傳三》一文中也講:「師處此家庭中,除庭訓外,耳濡目染,默化潛移,無非慈悲喜捨之功德;其憫世悲俗之精神,早植於此時矣」。李叔同從童年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接受舊教育,讀經史子集,與當時天津士林學者多有接觸,這時在經史詩文和文字學等方面具備了扎實根底,為後來發展藝術才能,精研佛典打下了基礎。正因為如此,他後來的詩作時時對家鄉故居及其童年家世往事的夢想與回憶。如他創作的《憶兒時》歌詞:「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托。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在這首歌詞裏流露出他對家鄉故居難以割捨的深厚情感。

      弘一大師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天津故居度過的。他于1880年在天津出生,19歲時奉母攜眷,離津去上海,在這以前一直沒離開天津。六年後,其母病逝,運靈回津後,便東渡日本留學。1911年(宣統三年)學成歸國,返津門故里,在天津任教居留近兩年,前後加在一起,總共在天津故居生活了大約22年。這一時期,正是他志學與成長的年代。所以說,弘一大師故居,是弘一大師人生風帆的起點,是弘一大師一生在文化、佛教輝煌建樹之基石,是孕育一代宗師的搖籃。)

  • 2 0 年前

    一代儒僧李叔同

    來新夏

    當和尚的情況並不一樣,有因觸犯刑律出家免禍的,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有因家境貧寒被家人舍身為僧的,如一般寺廟中的小沙彌;有參透人生,悟道為僧的,原本有一定學術根底,又精研經律輪三藏的,則是由儒而僧的儒僧。和尚中被稱為高僧的,有不少人出身於儒,但在儒佛兩道都有成就的卻為數不多。在這一點上,我很景仰的有兩位:前有屈大均,後有李叔同。

    屈大均生活於明清之際,他在明朝(包括南明)生活了21年,僅僅是個秀纔,算不上明朝的遺老;在清朝生活了50年,但一直采取不合作態度。始而以儒者面目出現,傳播儒家傳統文化;繼而又遁跡方外,以傳統的逃禪方式來對抗新政權。我看屈大均當和尚似乎不存在“忠明”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他深受儒家“華夷之辯”的影響,視清朝為異族,既不肯臣服,又無力反抗,於是就利用逃禪的身份,以語言文字來保存和宣傳華夏文化,這種行為當然不容於現政權,但在屈大均生前,清政府還忙於平叛定亂的重大問題,遂使屈大均逃脫了災難,可在身後,仍然遭到乾隆的明令撻伐,上諭中曾痛斥逃禪的金堡和屈大均“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屈大均雖遭乾隆的冥誅,但仍能以他的名著《廣東新語》和《屈沱五書》等傳世,而成為嶺南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李叔同學名文濤,叔同為其字。出生在清光緒六年(1880年),處於清末民初,上距屈大均的出生整整250年(1630-1880年)。他們有若干相似處,如同處於改朝換代的社會轉型期,一個由明到清,一個由清到民國;他們自幼飽受儒家經典教育,都有較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蘊和名著傳世,屈有《廣東新語》,李有《前塵影事集》;他們的周圍都有一批博學多識的精英,屈與著名學者顧炎武、朱彝尊、閻若璩和毛奇齡等多有往還,相互切磋求真求實之學。李則與王仁安、夏鼪? 瞎慊邸 嶙逾B馬一浮等為師友。他們也都性好遊歷。屈以南人曾北遊京師,周覽遼東,西涉山陝;李則以北人旅居滬濱,東渡扶桑,布道浙東南閩。綜觀他們的一生,都無愧於儒僧之稱。

    但是,他們在相似中也還存在著很大的不同。雖然彼此都經歷了社會轉型期,可是屈所經歷的是從一個封建王朝到另一個封建王朝,而李則是經歷了結束封建制度走向共和國的轉型,李所承擔的社會衝擊力自然要大得多。屈主要繼承儒家文化,李則不局限於儒家文化,還對佛學、西學、美術、戲劇以及詩詞等學無不博涉旁通,較之屈氏眼界更為開闊,思辨力更為深入。李氏的交遊也不止是古學之士,而是社會各方人士:有飽學儒士,有文人騷客,有藝人名妓,有釋子名流,這些方方面面的影響鑄就了李叔同的各種纔能,所以他能不拘小節地瀟灑風流,他能吟詩填詞繪畫作書,他能粉墨登場唱京戲演話劇,真正成為“津沽風流在叔同”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李叔同與屈大均的最大不同處在出世道路的不同,也就是為什麼由儒而僧。屈大均的為僧純出於民族界限,1651年(清順治八年),當他21歲時,清兵圍廣州,屈為表示與異民族政權的不合作,即削發為僧,法號今種。李叔同的出世道路非常漫長,幾乎是盡一生精力進行層次升華。他的入室弟子豐子愷曾用自己對人生的理解來分析李叔同的層次升華。豐子愷說:

    “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

    豐子愷認為人生就是在爬這樣一種樓,但他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能爬到頂,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循層而上。他在195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李叔同的升華道路就是從一樓循層而上到三樓的。他分析說:

    “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強!

    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樓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面的天纔,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於二層樓,於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淨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我與弘一法師”,見《李叔同––弘一法師紀念集》第106-10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豐子愷還用喝酒打比方,酒量有大小,酒的品類就不同,李叔同的酒量大,必須喝高粱酒纔過癮,也就是必需到達三層樓纔能滿足他的“人生欲”。時隔40餘年,金梅先生於2000年為《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撰文時也把李叔同的一生劃分為三大時期,即纔子期、藝術教育家期和高僧期。雖說法不同,但與豐氏說法的精神是一致的。

    從李叔同一生所走過的道路來看,豐、金二氏的分析是合乎李叔同人生實際的。他們的議論也比較平實而不虛誇。但是,我認為不如把李叔同的一生分為在世和出世兩期更顯示轉變的明確,因為豐、金二氏所定的前兩期是李叔同徘徊、探求人生的時期,許多時候都是在一二層樓上上下下,可合並為在世期;而到1917年底,他在虎跑見友人彭遜之出家,大為感動,遂拜了悟和尚為師,了悟為其取法名演音,法號弘一,次年(39歲)秋,李叔同在西湖虎跑定慧寺正式剃度,入靈隱寺受具足戒為僧,並以法號弘一行世後,他的人生從此發生了一次大超越,進入其人生的出世期。在世、出世雖是兩大時期,但卻不是截然分開的。在世期所經歷見聞的各種苦難所釀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飲下去,推動他向解脫塵世紛擾的境界跑去,終於進入出世期。

    他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臨終時所留下的“悲欣交集”四字,就是他參透人生,最後徹悟的總揭示。他想到在世期的種種坎坷不平和人間百態,不覺悲從中來;但又想到自己能以慧劍斬斷紛雜無緒的種種情思,一切煩惱渙然冰釋而欣悅無比,於是安然生西。

    李叔同不論在世、出世,一直以一顆赤紅的心悲憫護愛周圍的一切。他同情母親的身世,憐惜母親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一生盡孝來填補母親的生活空缺。當母親早逝後,他改名為哀,號哀公,這種悲哀一直延續到他出家。他愛自己破舊的國家,以激越的心情歌唱祖國,寫下了《祖國歌》《我的國》和《大中華》等主題鮮明、感情充溢的歌曲,不僅流行於當時,而且傳留於後世,至今猶作為校園歌曲在傳唱。他愛朋友,和夏鮿}崳 坑選O凝茸鸕摹棟 慕逃n給當年無數少年以愛的培養;應該說與李叔同的愛心有一定關聯而引為同調。他的學生豐子愷的《護生畫集》,秉承師脈,呵護生靈,啟示人們應有仁人愛物之心。他旅居滬濱,與當地名士許幻園、袁希濂、蔡小 、張小樓等相交默契,結為金蘭之好,稱“天涯五友”不時杯酒唱和。他走馬章臺與名妓歌郎過從來往,並非單純沉浸於歡樂,從他的贈名妓謝秋雲詩中可見痕跡,詩雲:“冰蠶絲盡心先死,故國天寒夢不春,眼界大千皆淚海,為誰悵惆為誰顰?”這首詩透露李叔同對風塵人物的同情愛憐,也流露出他的憂時憤世。待他出世後,又恪遵戒律,清苦自守,說法傳經,普度芸芸眾生。他尋求的雖是一條消極之路,但確實抱著一片愛心引導同好者由此岸走向彼岸,用心至善!

    1942年秋,李叔同以弘一法師的身份卒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時年63歲。他吉祥西去留給後人無限哀思,人們同情他起起伏伏的傳奇一生,釋家欽敬他重振南山律宗這一絕學。坐化後,遺骸分在泉州清源山彌陀岩和杭州虎跑寺兩處建舍利塔,供僧俗瞻仰禮拜。有關他的詩文撰作,屢見不鮮。1980年,趙樸初居士為弘一法師李叔同百年誕辰所寫獻詞尤能概括法師的一生,詩雲:“深悲早現茶花女,勝願終成苦行僧,無數奇珍供世眼,一輪明月耀天心。”研究著述也相繼問世,年譜、傳記、全集、文集,不一而足,多為論述詳盡,搜羅較豐之作,不過均以文字出之,對法師主身行事,缺乏形像感覺,似抱微憾。左圖右史本為我國記事之優良傳統,圖文並茂尤為讀者所喜愛。

    近代攝影技術早已傳入我國,晚清以還,更行普遍。法師僧俗影像當不在少數,以往每讀法師詩文而無圖像對照,時望有識之士廣事搜羅,成一影集,以饗仰慕者,如親謦咳。後見滬上有影集出版,惜欠充實。

    今年為法師120年誕辰,其故鄉天津舉辦紀念會,我有幸獲天津地方志辦公室所編《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一書,讀其行事,見其影像,一生蹤跡,躍然紙上,欣悅無已,讀之者再。

    《李叔同––弘一法師影志》始編於1998年,集津門“弘學”研究者,群策群力,歷時二年餘,共收錄照片550餘張,撰文12餘萬言,另附照片說明,使全書構成以照片為主,以文字為輔,以照映文,圖文並茂,特色鮮明的格局。照片內容包括法師影像、書法篆刻作品、書信、駐錫過的寺院以及有關著作的書影等,是一本頗為完整充實的影志。全書按李叔同一生兩大時期分為在世與出世兩篇,按時間順序記事,文字清新可讀,隨文插圖,井然有序。末有後世篇為全書附錄,以編年體記述法師於1942年化去後之遺響餘韻,可備研究“弘學”之參考。此書有英譯目錄及序言,以便域外人士了解,與時代要求相合。

    全書不過10餘萬字,設能全譯而對外介紹,使法師更具世界性意義,豈不大善?如條件欠備,何妨將照片簡要說明英譯,亦有助於西方人士之閱讀影志。

    摘自《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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